耿庆国于1984年7月的《中国科学》期刊发表了《旱震关系与大地震中期预报》的论文，指出从公元前231年(秦始皇十六年)至公元1971年的2202年间，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级以上大地震69次，其中67次地震都是先大旱后大震，占地震总次数的97.1%。其中震前1年大旱者为27次，震前2年大旱者为15次，震前3年大旱者16次，震前3年半大旱者为9次。

　　吁汲取唐山大地震教训

　　唐山大地震发生前，耿庆国在北京地震局工作，准确预测了大地震，但因接近北京，地震局怕引起首都不安，没有发出预警；此事前年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中曾被媒体再三提及，呼吁当局汲取教训。

　　耿庆国表示，大旱是中长期指标，距地震发生时间度有1年至3年半，但还可用短期指标作更准确的预测，包括气压有否降至近年同期最低值，并且连续数天偏低；温度有否趋于极高或极低；是否录得数十年一遇的大雨等，另动物的异常动态，如大批青蛙跳出来，地下水位反常，地光现象等，都是可以参考的短期指标。

　　耿庆国指出，32年前，四川地震局采纳他的旱震关系理论及观测震前反常现象，曾经成功地预测预报过松潘、平武地区两次7.2级大地震，有过辉煌成绩，若有关当局一直坚持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指示，坚持预防为主，努力做好预报预防工作，他相信这次汶川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。

　　他表示，因为在北京工作，不掌握汶川短期气候数据，但连续3年大旱是事实，他相信这次大地震事前是有可监测的客观徵兆。

　　南方都市报报道，昨天下午，中铁公司一百多人在布吉水径石场群东北片区的综合整治工程现场，与整治单位工人发生冲突，造成多人受伤，当晚有四人留院观察。

　　深圳相关部门迅速赶到现场，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协调相关纠纷。

　　报道称，当天的矛盾起因是整治单位之前正常炸山采石，在地铁施工地产生了松碎石，想运走，但遭到对方拒绝。因为如果松碎石被运走，地铁施工人员还得重新运土回填。

　　整治单位现场负责经理王先生等证实，警方赶到现场后，现场秩序仍无法控制，中铁二局地铁施工人员还要往里冲，危急中警方朝天鸣枪。

　　龙岗公安分局吴处长说，昨天地铁单位与整治单位工作人员的群殴事件，是由地铁单位的工作人员强行冲进整治单位打人所引发。

　　在当局平息拉萨暴乱之后，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。外交部、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，试图澄清事实真相，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，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，但他们说话越多，外界就越是质疑，越不相信。

　　原因何在？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，而是外界对中国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。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，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。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，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，笔者认为，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。

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

　　其一，最近几十年以来，中国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，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，透明度不高，公开性不够，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。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，甚至变得根深蒂固：凡是中国政府官员所说的话，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，不会轻易相信。

　　说到底，这并非只是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。假若让中国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，其信息、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、认可和信赖，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，那么，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，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。

　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，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。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，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。但就本质而言，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甚至是本末倒置。中国政府的开明和宽容，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，而不是相反，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国媒体，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国政府甩掉“压制新闻自由”的标签。对“家奴”的不信任、不宽容、不放手，这是中国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。

　　一言以蔽之，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，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。或者也可以说，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时，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，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，无需动辄声色俱厉，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、无结果的周旋。

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

　　其二，最近一些年来，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，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，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，差距依然十分明显。很多官员，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、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，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，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。

　　撇开是非对错不谈，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，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，乃至不当，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。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国官员，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。遇到一些突发事件，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，连中国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。中国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，而是“和谐社会”、“和谐世界”的高端问题，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。

　　不妨再次强调指出，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，是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。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，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，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、走不出去。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。

　　上面已经谈到，由于中国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，中国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。进一步地说，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，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，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。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萨暴乱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。

　　政府控制了媒体，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。中国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在关键时候，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，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，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。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、不求变的必然结果。

中国网络媒体以小搏大

　　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，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、策应国际行为、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。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，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，干预太多，管得太死，甚至常常越俎代庖，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，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。

　　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，那就看一下中国网络媒体的威力。准确地说，此次中西媒体对抗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，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。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、视频、网页和讨论，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，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，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，使之转攻为守。试想想，若只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，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？

　　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，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；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，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“领导一切”、“统管一切”的心态。CNN在发表“致歉”函时，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国人民，而是批评中国政府，其中最大原因，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威力，而没有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威力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，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。不怕中国政府，就怕中国网民。这个现象值得中国官方认真思考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所谓网民就是人民。中国与西方媒体和达赖之间的对抗，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，反守为攻，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，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。他们自愿、自发和自由的言论，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。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，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，同时更要善待网民，给他们更多的信任、更多的宽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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